中國網：“中國訪談 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5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做了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總理全方位地回顧了過去五年我國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發展情況，介紹了2018年的工作目標、重點任務及舉措。本期節目我們特別邀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和社會管理領域的兩位權威專家，對報告內容進行解讀，并且與廣大網友交流看法。兩位嘉賓是：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教授。
趙錫軍：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教授。
毛壽龍：主持人好！大家好！
中國網：兩位老師是我們的老朋友了，特別感謝兩位老師再次做客我們的節目。我們知道，一般來說，《政府工作報告》首先是對上一年的成就和不足的總結，但因為今年是新一屆人代會第一次會議，所以《政府工作報告》總結了過去五年的變化。我們首先想聽一聽兩位老師對過去五年有一個什么樣的感受？
趙錫軍：我直觀的感受和體會有幾點，變化比較大的，第一，對環境的治理體會比較大，尤其是像今年的冬天，和往年比，至少在北京能夠感受到藍天很多。
中國網：特別是今年冬天大家感受更明顯。
趙錫軍：是的。以往幾年，北京說實話霧霾是非常厲害的，這是一個直觀的感受，大家都得到好處了，有獲得感。第二個是共享經濟，在北京，直接體驗到的是滿大街的共享單車。共享經濟發展得非常明顯，幾年前還沒發展這么快，最近幾年，尤其是最近兩年，好像車哪兒都有了，給大家出行提供了方便。當然，還有很多別的。這兩件事情給我的體會是最直接的。
中國網：毛老師？
毛壽龍：我和趙老師的感覺也是一樣的，包括環境以及出行，我認為還有支付，基礎設施各個方面非常不錯。我個人最深的印象，是政府的治理體系和治理水平本身的提高。比如說共享單車為什么能夠發展？發展的時候，很多人說這個東西要管住它，這會帶來一大堆問題。當時政府的態度就是：一要包容，二要審慎管理，要創新，去支持它的發展。所以，共享單車在中國發展這么快，應該說是非常不容易的。
實際上你去歐洲看看，反而發展得并不是很好。包括環境也是一樣，西方國家環境治理（走過了）很長的路，都認為中國的環境要改變要二三十年來。最近幾年，這個力氣下去了之后，它的結果是非常好的，但背后應該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水平本身的提升，因為不僅城市變好了，我去一些農村看，農村的環境也變好了，農村的很多污染、污水都治理得差不多了。而且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家家）養豬的，現在豬都不養，雞都不養，現在都集中養，這個我覺得是很難做到的，但都做到了。所以，我對這幾年的政府治理體系和政府治理能力、水平的提高很有印象。
中國網：我們注意到，總理在總結五年來的經濟工作情況時說，“五年來，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請趙老師談談，經濟結構的這種變革，主要體現在哪些地方？
趙錫軍：使我們經濟結構更加合理，更加完善，一直是我們經濟工作的重要方向和目標。最近五年我們可以看到，大的經濟結構，比如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結構，我們往往說有“三架馬車”——投資、消費、出口，以前舊的經濟結構更多的是依賴于出口、依賴于投資，消費相對來講貢獻比較小。但是現在看到，過去五年中間，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大大地上升了。
中國網：這有什么好處呢？
趙錫軍：這使得我們經濟來源更加穩定，因為消費相對來講是比較穩定的，投資波動會比較大，政府推動了，或者說貸款增多了，投資就會增大，消費——衣食住行，不可能說我今天吃兩個饅頭，后天是20個饅頭，這不可能，它是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的動力就會比較穩定。
從結構的平衡來講，使得我們經濟的穩定性好了，波動可以減少了，這是大的結構。
另外，從經濟的增長動力轉化來講，我們也可以看到，因為以前我們更多地靠傳統的動力——大規模的投資去拉動經濟增長，講究經濟增長速度、講究規模，創新能力不足。這一點現在也有所變化，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經濟成分里面這種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明顯，新的業態、新的技術、新的產品等等。剛才講到共享單車這種方式，互聯網這種產業的發展，信息技術的發展，包括帶來的科技領域里面的一些進步，像接下來還有人工智能等等，這些方面我們聽得越來越多，而且真正形成的產品市場也越來越豐富，這個我想是創新動力的變化，結構也在發生新的變化。
另外，結構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收入的結構，以前我們經常看到，你的收入是比較單一的，你就是打工，掙一份工資。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你的收入來源里面，不僅僅是你打工，可能還有投資的收入，甚至還有一些別的收入，像有些居民家庭可能獲得政府轉移支付的收入，這個比例越來越高，所以收入的來源結構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這個結構也更加均衡了。
中國網：在這個調結構的過程中，有沒有一些不足和問題呢？
趙錫軍：實際上是有的。我們的經濟增長里面不足也好，經濟結構的不平衡、發展的不充分也好，仍然是有很多地方的，所以我們說現在主要的矛盾就是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就說明我們經濟結構里面有不足的地方。比如公共服務，大家仍然感覺到像就醫、就業等等，這些公共服務仍然感覺有難度，要排隊、甚至要等待。這是一個問題。另外，盡管我們說經濟增長的創新能力要增強，但是實際上在全球范圍內真正高水平、高質量的這些產品有（中國的），但是并不是占主導地位，特別是（中國）很多高品質品牌仍然相對來講處于一個正在追趕的過程中。我們經濟的結構層次仍然是低中端的層次，高端的能力仍然是有所欠缺的，所以這些也是我們在經濟結構完善的過程中間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網：您剛才也提到了公共服務方面，接著這個話題來談，總理在工作報告里面也提到了，說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還是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社會管理是毛老師的研究領域，您對過去五年的改革成果有什么樣的感受，您認為最大的成就什么？
毛壽龍：社會管理這個領域的成果跟經濟方面的成果也是一樣的，經濟上面的成果都可以經過數量計算的，而且國際上有一個通行的比較。但是社會管理這個領域在總理的報告里面，我們看到數字相對來講比較少一點，比如有多少社會組織，或者有社會信用度提升多少百分比，這方面總理報告里面沒有寫，但是他提了一些要點，還是看到了。比如中國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政府來講是一個政策。但是實際上我看了一下，中國的創新社會的發展還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簡單來看，我現在觀察到實際上整個社會不管文化水平高還是低，不管是農村還是城市，逐漸就形成了企業家群體。
我去一個村里面調研，我說這個地方那么貧窮，老百姓收入怎么樣？他們說我們這個地方，村里面沒有什么收入，但實際上老百姓收入還挺高的。我說老板有多少個，是不是二三十個？他們說如果是賺錢的老板算一算，有100多個。一個村里面可能總人口就三四千人，能夠稱得上老板的就有100多號人，我覺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們看不出來，有時候你調研看，這個地方破破爛爛的，好像沒有什么發展，但是你實際上一看，那個地方的企業家群體已經起來了。
在城市也是一樣的，共享單車被人們創造出來以后，你會發現它直接就進入到——從制造業、從銷售、從服務業進入一個高端的金融領域，而且這個金融是一個很創新的金融，跟一般的金融還不太一樣。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沒有這些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也包括政府里面的創新官員群體，我想這個五年里面的發展是非常困難的。 在這些背后，我認為應該是中國本身城鄉治理結構的變化、創新。一方面，人的眼界大大加寬了，為什么？中國從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城市很開放，農村對外走出去，都很開放，不僅在全國各地就業，現在我們很多人還跑到全世界去。最近五年中國出國旅游的量是1.3億人次。這個我覺得是不得了的。很多人出國以后一看商機有了，他回來就創新，國外有什么做法他回來再給你加點新的元素就把它做出來了，而且他創新直接創到國外去了，我覺得這是開放社會本身的結果。
當然也包括其他方面，比如“互聯網+”， “互聯網+”已經改變了中國各個方面的東西。“互聯網+”上來以后，網絡化管理、網格化治理，高清攝像頭一上，系統性的提升，包括生產安全，包括交通，像北京，我們很明顯感覺到交通上司機的駕駛習慣變好了，守法社會正在形成。這個東西涉及到很多創新。我覺得可能有很多因素，但是背后實際上就是和社會管理創新有很大的關系。所以，經濟結構調整跟社會結構調整有很大的關系，社會高質量的發展往往是跟社會本身的治理創新有很大的關系。
中國網：一個是觀念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創新的政策等等方面的支持。總理對于2018年工作的建議當中第一條，就是“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趙老師，這是不是意味著過去五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呢？
趙錫軍：對，實際就是這么一個問題。我們強調，我們要建立新的發展模式、新的發展理念來解決新的矛盾。我們一直講到的這個主要的矛盾發生的變化，主要矛盾變成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們現在發展過程中間的不充分和不平衡的問題，那這個問題實際就是目前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問題。由于傳統的追求高速度、講求大規模這么一個發展模式，我們積累了很多的問題和風險。這個問題和風險，在最近幾年在不斷地顯現出來。所以，怎么樣化解這個重大的風險，就是我們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里頭要解決的問題。
另外，在以往舊的生產方式、舊的經濟發展的模式下面，我們產生了很多低端的、過剩的產能。這些產能我們也要把它化解掉，然后形成高質量的、新的、優質的供給體系，這仍然是要去解決的問題。
還有，在創業創新這個新的要求之下，需要有很多的支持創業創新的環境、條件、制度，甚至資源配置，不少企業也碰到了“融資難”、“融資貴”這些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 在發展的不平衡方面，城鄉之間的差異、各個不同地區的差異仍然是存在的，有些地方還沒有完全脫貧。所以，這些也是存在著需要進一步改革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去政府部門辦事，仍然有一些環節比較多，手續比較復雜，簡政放權這塊仍然需要推進。因此，在各個領域里頭，包括剛才我們講到的公共服務，醫療、衛生、就醫、就業這些方面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短板，包括收入的差異等等這些。這些問題在2018年開始，都要陸陸續續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把它們解決掉，形成我們前面講到的高質量的一個供給體系，來滿足大家對美好生活的更高的追求。
中國網：關于您剛才談到的這些問題，下一步的改革，具體需要怎么做，您還能不能具體談一談？
趙錫軍：實際目前來講，我們在下一步，從《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看到，接下來還是要通過改革來完成這些工作。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工作報告》里頭，具體的2018年工作建議里頭有幾個方面，其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放在第一位的，通過機制體制的改革，特別是阻礙創業創新、阻礙我們創新能力發揮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的解決，像財稅、金融、投融資等等這些改革要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些改革，這次我們也看到，政府機構的改革是很重要的方面。
更重要的是，在這些改革中間我們要貫徹好新的發展理念，然后來推動這些改革，使得我們的資源通過市場和政府這兩個方面綜合地來配置，來達到優質的資源配置，然后形成優質的供給。這是我們將來的改革方向。所以，這三年的話，我們確立“兩個一百年”的目標，到2020年是第一個百年的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講要完成這些工作，為下一階段從2020到2035年、到2050年，后面兩個階段的目標奠定一個很好的基礎。
中國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光是經濟的問題，還包括社會、管理等各個領域的問題，毛老師您怎么來看這個問題？
毛壽龍：這個問題，它從本質上來講是個經濟問題，但可能會表現為一個社會問題或管理問題。剛才我們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進一步推進的話，創新是非常重要的，創新肯定是和創新的社會結構有關系。我剛才講的企業家群體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但更多的，我們說，如果是政府去做的話肯定需要相關的抓手。最近幾年，它實際提供了很多創新基地，還有那些創新中心，做了各個方面社會管理和治理方面的一些努力，這些方面應該說是為整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奠定了一個社會方面的基礎。因為你要從原來的機構里面去做的話，增量方面不是那么明顯。我最近去調研了一個地方，叫做慈溪，那個縣里面劃出來一塊地叫做“新區”。這個新區你要搞清楚，一年它就有100億的產值，第二年它就不是產值，是財政收入。
趙錫軍：那產值更高了。
毛壽龍：去年又加了40億，（總數）是140億。我再去看，他們說馬上要超過慈溪市了。所以，中國搞出一些新區，搞出一些創新基地，把那些資源集中起來，形成新的社會管理的一些塊塊。這些塊塊雖然看起來像是經濟的管理，實際它也是社會管理和政府服務管理的一些創新。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來，在中國，社會管理、政府相關管理的問題，對經濟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毛壽龍：另外一方面，產權改革也是和社會有關系的。很多人講產權就是一個交易權，實際上不是，實際是和社會組織有關系的。在中國，現在要振興鄉村，農村的宅基地產權、農村的農用地產權，還有其他建設用地產權，都需要通過政府的一些創新，把那些三權分置，又穩定，又不出問題，同時又讓這個社會能夠形成經濟發展、讓整個農村振興起來的基礎。
城市也是一樣的，房子賣出去了，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社會治理結構的話，搞不好開發商就胡作非為，或者說物業公司胡作非為，搞得矛盾非常大，而且有的小區因此就沒搞好。現在這個方面，國家正在想辦法把城市小區的管理做好，提升檔次。 中央也出了專門的文件，把社區的治理搞好，這樣農村和城市相關的社區管理、社區建設，尤其是相關的環境、垃圾分類，對城市來講是建筑物本身的維修和保養的問題，如果治理沒搞好的話，十年后很多人就要搬家了，這個小區就沒法住了，要買新房子了。
如果一個國家十年就要一片小區變成老舊小區的話，這個損失太大了，而且對未來來講是個非常大的一個經濟包袱。現在可能發展得光鮮、很好，但過了二十年、三十年，整個城市就變成老舊城市了。這個東西就需要有社會治理跟上，每年要對小區進行相關的一些維修保養，這樣的話，城市才能可持續地發展。農村也是一樣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想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側改革，消費結構的提升也是一樣的。
中國網：昨天下午舉行的人大新聞發布會里就提到了，本次大會要通過和審議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同時《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也已經公布。毛老師，對于這五年來深化改革特別是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為人民提供優質高效的服務這方面，怎么看呢？
毛壽龍：這次機構改革應該說跟歷次機構改革都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這次是加入了深化黨的機構改革的內容，所以這一點應該說是一個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最近五年可能有一些人認為政府職能轉變、機構改革跟過去五六次改革相比力度相對小一點，但是實際上從政府職能轉變，從提高相關的優質高效服務這個角度，應該說老百姓的獲得感是非常明確的。最簡單的一點，過去很多老百姓要去找工作一定要有證書。也包括簡簡單單這個工、那個工，分得很細，都需要有職業資格證。這樣搞的話，最后實際是管不好，為什么呢？比如我有資格證，十個人都是以我的名義去做的，實際上工作還是他們在做，最后我拿證書的收入比較高。這很不公平，做一樣的活，最后他可能干得比我好，因為我有證書，他沒有，我拿錢就比他拿得多。而且還怕查，一查說沒有證書，這兩天查得緊了，他就回家了，要失業了。所以，我覺得這個老百姓比較有獲得感，很多職業資格證書都取消了。
還有，現在城鄉一體化服務這個我覺得非常好，尤其農村的老百姓辦個身份證，辦個什么事非常方便，鄉事村辦，政府的事村里面、鄉里面就可以辦。
趙錫軍：送服務上門。
毛壽龍：對，很多服務中心農村都有。像我去寧波調研的時候，寧波的老百姓在任何一個點（得到的）服務都是一樣的，無論你到市里面去獲得服務，還是在縣里面獲得服務。
趙錫軍：服務均等化已經很成熟了。
毛壽龍：同樣，這個地方提交材料和那個地方提交材料是一樣的，一上門跑一次就好，總理報告里面講了。
中國網：只進一扇門，最多跑一次。
毛壽龍：這個門，一個樓肯定有很多門，你進政府哪個門都可以進，進完了以后就是一樣的，任意的門，任意的，你跑一次就好了，最多跑一次，這個方面對老百姓來講非常有獲得感， 其它方面，老百姓距離比較遠的政府職能轉變比較好了，比如我剛才講的共享單車，這是一個新興事物。過去新興事物我們一定要批準；現在我們新興事物基本上不用批，我先看，先寬容、先審慎。
趙錫軍：出了問題再辦。
毛壽龍：后續該是政府的職責就是政府去管，比如共享單車亂停車這個事，企業也努力、政府也努力，就去做。當然老百姓本身也要努力。這一點，西方社會還沒有跟上，它們政府沒有跟上，老百姓也沒有跟上。政府一看說不行，趕緊趕走。
毛壽龍：尤其是政府要提高服務能力。一般來講，政府提供服務的能力就是給你提供一點醫療、教育這些硬服務，實際上還有很多制度方面的服務，規則方面的服務，這些東西最近五年我看到是比較多的，而且是政府職能轉變我覺得是比較新的一個部分，也值得大家更多地去關注的一部分。 還有一點，讓市場更多地起決定作用，很多事情政府不做了，讓市場去做。
中國網：放權。
毛壽龍：對，放權，也包括市場執法機構本身的規范化、程序化，這個方面最近幾年也做得非常好。
中國網：在談到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時，總理給出了很具體的數字。總理給出的財稅政策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強調“確保風險隱患得到有效控制”。趙老師怎么看待今年的財稅貨幣政策？
趙錫軍：實際上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一直是我們這幾年經濟工作一個主要的政策導向。經濟政策或者經濟發展的總的基調是穩中求進，穩中求進的基礎上既要穩又要進，穩是進的基礎，進又能更加地促進穩定。在政策的把握方面，最主要的宏觀調控政策、財政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是為了更多地來調整結構，為調結構來服務，來促進改革，來促進創新，這是進，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推動。 貨幣政策相對比較穩健，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合理的貨幣供應，讓整個金融能夠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控制好金融風險，這相對來講就是一個穩健。
通過政策的搭配，讓經濟保持合理增長速度的同時，在有些短板的領域能夠有改革、有突破，取得進步，能夠有更好的質量和更好的效益，這個政策就是要實現這個目標。 從政策目前的配合來講，總理報告里面說了2018年6.5%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個速度保持下來，我們基本上就是到2020年能夠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第一個一百年目標。這個速度在全球來講雖然不低，但是跟我們以往，跟2017年的6.9%相比要慢了一些。但是這個速度揭示了我們將來更多的是要做質量的提升，而不是說追求一個高速度了。質量的提升就是要進的方面，通過質量的提升建立起更高的平臺，然后讓我們后面能夠有更穩定的發展。
中國網：而且我也有一個印象，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非常關鍵的一年，三大攻堅戰，其實包括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脫貧、環保三個方面，能夠看到這些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特別提到要支持比如貧困地區。
趙錫軍：沒錯，特別是像財政政策里面，我們說龍頭方面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短板，原來沒有做好的地方、缺口的地方我們要補齊，要把這個缺口補上，這要“進”。包括像對于貧困地區的脫貧問題，對于公共服務里面的供給不充分的問題，這些都是補短板的問題。另外，我們講到你要建立你的比較優勢、你的競爭力，這就是質量方面提升，更好地滿足大家對這些更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能夠在國際上面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從產業的低端向中高端發展，這也是“進”。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實際上構成了我們穩中求進，或者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定的貨幣政策，把這兩件事情能夠同時做好。
中國網：關于總理說的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我們需要注意什么呢？
趙錫軍：實際上這是我們說從2018年到后面整個“十三五”剩下的三年期間，我們叫攻堅戰的第一戰，這個主要是為了消除我們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間的一些隱患。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前幾年我們傳統的發展方式，通過擴大投資來追求比較高的增長速度，來擴張經濟，這個方面你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這個資金投入我們主要靠放貸款，所以信貸增長很快，貨幣增長很快，投資很大，形成了大量的債券、債務，導致債務居高不下，導致杠桿率居高不下，出現了很多風險隱患。前年、去年實際上已經有一些風險事件不斷暴露出來了，有一些地方借的債還不了了，壓力很大，另外還有一些像非法集資、非法融資、金融詐騙等等現象也層出不窮，我們說金融亂象，這些實際上都是風險。
這跟以前的金融風險有所差異，現在因為進入到互聯網時代，一個風險事件的發生會迅速地擴展到各個方面。以前我們說沒有互聯網的時候，某個縣、某個鄉、某個市有非法集資了，那就是當地幾十人、幾百人了不起了，規模可能也就是幾十萬、幾百萬了不起了。現在一個e租寶，一下子這個風險事件涉及到的損失可能就是幾百個億，老百姓參與者幾十萬、上百萬，一下從一個經濟事件變成了一個社會事件。這個風險傳播非常快，所以影響非常大。所以我們講到有一些是所謂的“黑天鵝”，像類似e租寶等等，你不知道它什么時候發生了；有一些可能就是蘊含著巨大風險的所謂“灰犀牛”，像房地產領域、債務領域等等，這些我們要密切關注，不能讓它爆發甚至形式一個趨勢，甚至是拓展或者連鎖反應，來防范它，這是一個攻堅戰。
通過從去年開始不斷地加強監管，我們在機構改革里面和體制改革里面也提到了金融監管，通過不斷地強化金融監管來約束它，通過給這些金融機構，讓他們承擔更多的風險管理的責任來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為進一步的改革，為進一步的經濟模式轉變來創造條件。
中國網：近年來社會上對稅負的議論也很多，比如減輕稅負的呼聲也很高，不知道兩位老師對這個問題怎么看呢？
毛壽龍：對這個問題，前一段時間社會上有一些非常流行的看法：中國的稅負是世界上痛苦指數比較高的國家之一，或者說最高的國家之一。甚至有人提出來，中國很多稅收如果嚴格執行的話，對企業來講都是死亡稅，很多企業家立即就破產了。的的確確，我也觀察到一些企業家他們的確這么認為。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如何減稅還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減稅實際上是有空間的，比如我們整個經濟形勢非常好，財政形勢也非常好；貨幣政策稍稍有點穩健，但是基本上還是中性；財政政策還是比較中性的財政政策，稍稍有一點點的債務，但是這個債務并不是很高。最近幾年充分就業的壓力非常少，而且從某個意義上來講，現在機器人開始大量替代（人工），人工智能也越來越多，包括很多工作，包括翻譯這樣的工作都開始為人工智能所替代了。
中國網：寫新聞的都有編輯軟件，之前有一條新聞就是中國氣象，發表氣象的新聞，就是人工智能。
毛壽龍：過去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積極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就是維持……
趙錫軍：高的經濟增長速度。
毛壽龍：來解決充分就業的問題，一旦不是有壓力的時候可以減負，減負的時候企業就有更多的資本，社會也有更多的資金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未來很長時間可能會導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如果現在積極人口政策一開動的話，可能幾十年以后，二三十年以后會稍稍緩解，但是這個時間太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減負不只是老百姓直接的獲得感的問題，也是目前整個宏觀經濟穩定這個空間的可選擇政策的問題，更重要的還是從價值觀上來講，我們的稅收如果能夠降到20%的話，那是最好的，整體稅率。
中國網：今年或未來五年之內，對于我們關心的，減輕企業負擔，包括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兩個方面，是否會有更大的舉措呢？
毛壽龍：個稅起征點肯定要提升。
趙錫軍：毛老師剛才講到稅收減負的作用。我個人覺得，降稅減負對我們居民個人、對企業、對我們高質量的發展實際是有幫助的。從企業的角度來講，你高質量地提供產品、提供服務所需要的研發、準備的時間相應地要多一些、長一些；對居民來講，你從簡單地提供勞動、體力勞動到提供高質量的勞動、腦力勞動也會多一些。所以，高質量的供給需要高質量的投入，更長時間的投入。當然，降低企業的稅負，降低居民的稅負，有利于企業、居民能夠更好地提高供給的質量，我覺得這是符合的。 另外，確實前幾年我們在高速增長的情況下，由于收入分配各方面做得不是特別的均衡，所以，貧富差距、收入差距也比較大。那么，怎么樣能夠通過一個稅收結構的改革和完善，來使得貧富差距，收入差距擴大這個趨勢能夠收窄。
中國網：發展不平衡方面的問題。
趙錫軍：是的，這也是一方面。另外，我們現在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政策也在調整，有越來越多的居民家庭生第二胎的情況出現，撫育下一代的開銷也會越來越大，所以支出會增加，降低一些稅負，有利于養育下一代，能夠更好地培育我們的接班人，這一塊我覺得也有好處。
中國網：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當中有這樣一條，就是“城鎮調查失業率是5.5%以內，城市登記失業率4.5%以內”，這個城鎮調查失業率是涵蓋了農民工、城鎮常住人口的，今年首次是把這個目標作為預期的目標了。毛老師，您怎么看待這個“首次”呢？
毛壽龍：這個首次應該說是各個方面水到渠成。一個方面，你調查的時候很難搞清楚他是農村的還是城市的，這個數據失真的可能性比較大，很多人認為，像浙江，根本兩個數據很難調研，因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從戶口本上來講已看不出來了，他就很難界定自己是城市的還是農村的，在農村頂多就是說在農村有塊承包地，有塊宅基地，別的就沒有什么區別。所以，從調查數據這個角度來講，你要正兒八經把它調查出來我認為有很大的困難，這是很大的因素。
第二，城鄉本身越來越一體化了，失業率尤其是調查失業率不去真實反映情況沒什么意思，從宏觀經濟政策來講，我覺得一點意義沒有。所以，對農民工來講應該說也是個利好的消息，我覺得以后把調查失業率這個數字搞出來，中央掌握了以后，那么可能也會有相應的政策上。因為有了數據就好辦了，后面就會有政策，連數據都沒有，后面政策就很難跟上。
但是城鎮登記失業率，我認為以后還要改過來，目前沒法改，因為登記失業率和城市本身對戶籍人口相關的一些政策有關系。你一旦登記失業了，城市對本地人還是有自己的一些保護，你常住人口一會兒今天在這兒，一會兒明天在那邊，戶籍人口在北京，但你在四川就業，你失業了，把你登記為失業，實際你在北京已經登記了，這在管理上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趙錫軍：像毛老師所講的，確實是，我們傳統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實際沒有考慮到農村這一塊，但現在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鄉一體化越來越明顯，你如果只是考慮到城市、城鎮的失業，那就越來越不完整了，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另外，確實有的政策，因為城鎮一旦登記失業以后，有很多的福利、補貼這些政策，但農村沒有，那農村的人就得不到，政策也不均衡。所以，我想這個調整應該說是比較合適的。
中國網：合情合理。
趙錫軍：是的。
中國網：毛老師，關于這個問題還有什么補充？
毛壽龍：趙老師說的肯定是對的，未來那個“首次”過段時間可能又成為另外一個首次。
趙錫軍：對，都有可能。
中國網：好的，特別感謝二位老師為我們做的精彩解讀，由于時間關系，本期節目就到這里結束了，感謝各位網友的收看！再見！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韓琳；主持：孫婉露；攝像：董超/孫磊；后期：劉凱；攝影：劉禎珂；主編：鄭海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