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農村孩子，就是因為住在山上，交通不便，所以找媳婦困難。”全國政協委員、濟南軍區第150中心醫院院長高春芳是從河南一個貧困縣走出來的，近年也經常去河南等地的貧困農村調研。他認為，解決剩男問題，首先要把村子的路修好，自來水接好，“脫貧才能脫單啊”。
“我父親活著的時候講過一件事，過去他當縣交通局長的時候，把土路修起來了，但他退休后就沒人管了。他跟我說：‘現在咱們村兒的男孩兒找不著對象，因為路不通，你能不能想想辦法？’”高春芳向有關部門反映了情況，后來村里的路修好了。但吃水也存在問題，因為水不干凈，村里很多人生病。自來水、交通等基礎設施，都是姑娘決定是否嫁進村子的第一因素。
彩禮也是個大問題。來自甘肅天水的全國人大代表馬百齡說，在自己的家鄉，農村彩禮已經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不少地方甚至出現按照女孩“含金量”劃分彩禮檔次的現象：“比方說帶‘金飯碗’的，帶‘糧票’的，不帶‘糧票’的。不帶‘糧票’的就是沒上過學的女孩子，彩禮比較低，大概8萬到15萬元；帶‘糧票’就是上過學有工作的，彩禮在20萬元上下；最高的就是公務員，據我了解，彩禮是25萬到30萬元。”
全國人大代表、云南省昭通市委書記范華平也注意到農村彩禮高的問題，但他覺得這并不是農村剩男問題的關鍵，“女孩子找對象，要求肯定要高一點。關鍵問題還是男孩子要提高自身素質，具備基本的做事能力，出去打工，打普工收入太低，做技工又沒有技能，這是非常尷尬的事情，說到底還是文化水平低”。
昭通地處云、貴、川三省接合處，是云南省貧困面最大、貧困程度最深、貧困人口最多的地區。在范華平看來，搞好脫貧攻堅，才能為農村大齡青年找對象提供一個外部的環境和條件，“如果農村生活城市化，在農村創業的條件才會好，才能為解決農村剩男問題創造條件”。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問及曾經考察過的湖南十八洞村“去年有多少人娶媳婦兒”，全國人大代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長郭建群回答說“7個”。提到這個場景，全國人大代表、湖南老爹農業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田儒斌回憶說：“當時大家都笑了。”
田儒斌對這件事一直非常關注。他介紹，2016年年初的十八洞村相親會場面盛大，“本村的來了，外村的也來了，相親的男男女女幾十人，看熱鬧的更多，總共有幾百人”。十八洞村有900多人，這個村子原來有37個40歲上下的單身漢，大概占適齡婚配青年的10%。田儒斌說在湘西地區這算是一個“中等比例”。
現在，這部分人脫貧的一個重要標志是能否成家。“以前，如果這個人蓋了新房子，那就是脫貧了；現在脫貧更重要的標志是女方能夠看得起你，愿意嫁給你。”田儒斌說。
為了幫助大齡男青年“脫單”，湖南當地政府的工作隊或民間機構組織相親，給大家搭了“平臺”，讓他們有交流的機會。來自湖南的另一位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何寄華也特別推崇這種活動。自稱為“農村人”的何寄華高中時就意識到了“剩男”問題。因為住在他家隔壁的四兄弟只有一個娶了媳婦兒。何寄華提出，這是一個“人性”的問題，先幫助這些人成家，他們就有了脫貧的動力。
何寄華認為，農村剩男的形成原因很多，除了區域發展水平和大齡未婚男青年自身的因素外，他還特別指出農村年輕人常常因為“缺少交往機會，又不懂得表達”而耽誤了終身大事。“農村人談戀愛根本不會說‘愛’這個字，就是說‘你看我合不合適’！”何寄華為他們感到著急。
在田儒斌和何寄華看來，脫單絕對是個“技術活兒”。近幾年，湖南農村開始流行組織各種規模的培訓、對接、引導和服務。在相親會之前，地方政府工作隊、團委、青聯和婦聯等單位會培訓有意向的男青年，告訴他們如何表現出自己的“精氣神兒”，如何“用幾句話征服對方”。
何寄華對培訓的內容非常清楚：“生活習慣要適當調整，衣服可以不好看，但是要干凈整齊。不能第一個扣子扣到第三個上去，鞋帶要系好，腳上有泥巴要洗掉。貧困不能沒有精氣神兒，你要讓人家姑娘看到希望！”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華日服裝有限公司工會主席朱雪芹是一位農民工代表，每年春節都要帶孩子回老家江蘇睢寧過年。她也注意到了農村剩男的問題，“要為農村青年創造創業的環境。創業帶動就業，更多農村年輕人可以就近就業，年輕女孩子就可以留下來工作了”。
朱雪芹今年提交了一個建議，動員和號召知識型、技術型農民工返鄉創業創新，反哺新農村建設，“他們在城市中學到了現代化的管理理念，學了一定的技術，掌握了一些信息，有一定的資源和人脈，回去創業成功的幾率會更高，能夠推動新農村建設，也可以把城鄉差距進一步縮小，農村青年的婚戀問題自然可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