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8日，杭州互聯網法院成立，當日審理一件涉及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糾紛案件。新華社發
隨著電商、共享經濟、互聯網金融等新業態的發展，相應的涉互聯網訴訟案件隨之增多，專門審理此類案件的互聯網法院也逐漸進入公眾視野。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就建言增設互聯網法院，專業化審理互聯網案件。
如四川省高院院長王樹江建議在成都設立互聯網法院；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于志剛建議在北京、深圳盡快成立互聯網法院；深圳市長陳如桂也主張在深圳等地設立互聯網法院。
增設互聯網法院基于什么考慮？互聯網法院與傳統法院有何不同？在案件管轄模式和審理規則上應該有怎樣的創新？記者就這些問題進行了采訪。
試點
杭州互聯網法院100%在線審案
3月10日下午，在廣東代表團審議兩高報告現場，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長陳如桂建議，近年來，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快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網絡侵權、網絡欺詐、個人網絡信息泄露倒賣等案件也增加很多。去年最高法在杭州設立互聯網法院，集中審理涉網案件，社會反響很好。深圳互聯網產業十分發達，這類案件較多，建議進一步擴大互聯網法院試點范圍，在深圳設立互聯網法院，提高網絡違法案件審判質量效率。
陳如桂提到的杭州互聯網法院于去年8月18日正式掛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今年的工作報告中也專門提到，在浙江杭州設立全球首家互聯網法院，實現線上證據在線提取、線上糾紛快速審理，探索涉互聯網案件審理新模式。
根據最高法文件，自2017年8月18日起，杭州互聯網法院集中管轄杭州市轄區內基層法院有管轄權的涉互聯網一審民事、行政案件。其受案范圍包括互聯網購物、服務、小額金融借款等合同糾紛，互聯網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利用互聯網侵害他人人格權糾紛等6類案件。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2月底，杭州互聯網法院實現了100%在線審理案件，開庭平均用時25分鐘，平均審理期限48天。同樣類型的案件如果在普通法院按傳統方式審理，開庭平均要用60分鐘，平均審理期限98天。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少平此前告訴新京報記者，杭州互聯網法院創新了不少審判機制，比如它形成了一套以網絡訴訟平臺、視頻庭審機制為中心的訴訟流程和程序規則，讓起訴、調解、立案、舉證、質證、庭審、宣判、送達、執行等訴訟流程全程網絡化；當事人還可通過人臉識別技術核驗身份，在線填寫起訴狀，上傳電子證據，完成申請立案，5分鐘內就能完成立案手續。
觀點
重在探索新司法管轄模式和規則
“北京市、深圳市作為互聯網發展的中心城市，應當盡快成立互聯網法院。”此前，在北京代表團審議兩高報告的小組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于志剛表達了這一觀點。
記者注意到，于志剛曾專門就互聯網法院的設立發表過解讀文章，他還受聘為杭州互聯網法院的專家委員，為互聯網法院的重大問題研究提供參考意見。
于志剛在發言中說，借鑒杭州成立互聯網法院的經驗，北京市、深圳市作為互聯網發展的中心城市，應當盡快成立互聯網法院。
于志剛認為，互聯網法院的定位一定要精準，它不是僅僅便利老百姓網上立案、遠程視頻審判、網上送達，“這只是互聯網法院的部分外在形式，如果僅做到這些，只是傳統法院的網絡化或智慧化，不是互聯網法院。真正的互聯網法院，是在司法管轄權上的創新和探索，是國內跨行政區域的司法管轄和跨越國(邊)境的司法管轄，是全網空間的司法管轄，重在探索信息化時代全新的司法管轄權模式和規則。”
于志剛說，北京互聯網法院應向前更進一步，一是實現境內跨行政區域的司法管轄權；二是跨越國(邊)境，敢于和善于維護中國國家和公民的海外利益，解決涉及中國國家和公民的涉網跨境國際商事和普通民事糾紛；恰當時候，也應探索推動全網空間的刑事管轄。同時，逐步探索在全網空間的司法管轄，成為涉網國際商事糾紛的解決中心之一。
對話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高院院長王樹江：
互聯網法院需要集聚專業力量
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高院院長王樹江建議在成都設立互聯網法院。他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如果涉互聯網案件大量放在基層法院審理，專業化要求可能達不到。互聯網法院是專業性法院，應集聚一部分專業力量，按照專業化的規則運行。
新京報：你建議在成都設立互聯網法院，是基于什么考慮？
王樹江：我認為在成都設立互聯網法院有必要性、有可能性，成都有大量涉互聯網的案件、有人才、有技術支撐。
杭州設立了互聯網法院，成效非常好，很多大的互聯網公司總部設在杭州。從一組數據可以看出，成都的互聯網經濟、共享經濟也很發達，涉互聯網案件的數量也非常多。截至2017年，成都科技型企業有44396家，共享經濟企業200家，網絡零售總額6403.5億元。2017年涉互聯網電子商務案件11236件，涉互聯網保險合同案件11086件。
在四川，三分之一案件集中在成都，而且成都的法官素質也很高。成立互聯網法院，把案件集中起來，相應的人才也向這個法院聚集，并把智慧法院和信息化建設的成果在這個法院落地。互聯網法院設在成都后，可以從成都輻射到西南很多市區，作為西南的樣板，推動成都甚至西南的互聯網、共享經濟規范發展。
新京報：涉互聯網的案件有什么特點？
王樹江：技術含量很高，專業要求高，輻射面又比較大。我國的互聯網用戶量大，潛在的糾紛數量也在增加。
新京報：法院在審理涉互聯網案件上存在哪些難點？
王樹江：在基層法院，我們主張的是“全科”。基層案件數量多，法官對民事、商事、刑事都要懂一些。基層有大量的案件技術含量也是比較高的，但對于涉高科技、新類型的疑難案件，需要有更加專業的法官進行審理。如果涉互聯網案件大量放在基層法院審理，專業化的要求可能就達不到了。
互聯網法院是專業性法院，我們現在要集聚一部分專業力量，按照專業化的規則運行。這些人要精通法律，還要懂互聯網、懂經濟、懂金融。
新京報：要在成都設立專業的互聯網法院，是否需要明確法院的管轄范圍？
王樹江：現在已經有杭州互聯網法院的經驗可以借鑒。當然，最高法可能要對管轄范圍進行授權界定。應該審理哪些案件，就專門審理這種案件。
新京報：在你看來，互聯網法院本身要如何利用新規則、新技術審理案件？
王樹江：互聯網案件輻射范圍較大，一個是管轄范圍要研究；二是審理方式，包括送達、證據出示的方式等都要探索。比如開庭的時候，未必非得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用面對面的方式來審理，在網上遠程可以審理。身份確認、語音識別等技術也都要用上。
既然叫“互聯網法院”，一方面審理的是涉互聯網類的案件，另一方面也要運用互聯網來助力審判效率的提高。
新京報：除了成都，北京、深圳也有代表建議設立互聯網法院，你認為是否需要出臺針對性的規則、裁判方式？
王樹江：杭州互聯網法院目前是一個試點，如果有成型的、可復制的經驗，可以推廣開來。如果能在成都、北京、深圳等地設立互聯網法院，我們之間可以互相協調、互相配合、互相借鑒，最高法也可能會適時總結這方面的經驗，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推廣。互聯網法院的裁判規則等需要在實踐中逐漸摸索，如果在實踐中發現問題，可以協同各方面的力量解決，包括請示最高法及時指導。
新京報記者 陳鵬 王夢遙 李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