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親愛的》電影,讓無數(shù)觀影者流淚。
這部電影,讓更多的中國人開始關注被拐賣兒童、丟失孩子的家庭及那一群連續(xù)多年尋找被拐孩子的父母之悲情故事。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卓爾控股董事長閻志指出,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行為,需要國家整體性推進對拐賣兒童違法犯罪活動的綜合治理。
買賣兒童應當同罪
兒童是祖國的花朵,更是每個家庭的希望和幸福源泉。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當前我國拐賣兒童的違法犯罪活動依然存在。
2009年,公安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打拐DNA信息庫,幫助四千五百余名被拐多年的兒童與家人團聚,其中2016年有392名失蹤或被拐多年的兒童通過比對和核實找到了親人。
《中國兒童發(fā)展綱要(2011-2020年)》顯示,2015年全國共破獲拐賣兒童案件數(shù)756起。
2015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對收買被拐婦女兒童的行為一律追究刑事責任,不能免除處罰,對買方行為形成一定震懾作用。
2016年5月上線的公安部兒童失蹤信息緊急發(fā)布平臺(又稱“團圓”打拐系統(tǒng))數(shù)據(jù)表明:截至2017年年底,該打拐系統(tǒng)已幫助找回2297名兒童,解救被拐兒童超過40名,但仍有61名兒童未能找回。
閻志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多年來,經過相關部門的共同努力,我國反拐工作取得明顯成效,案發(fā)數(shù)量呈下降趨勢,但當前拐賣兒童的違法犯罪活動仍時有發(fā)生,呈現(xiàn)集團化、網絡化和交易快捷等趨勢。
在閻志看來,買方市場的存在,是拐賣兒童違法犯罪存在的重要原因。
“雖然刑法修正案(九)提高了對收買者的刑罰,但修改后的刑法對收買者的刑罰仍然過輕。”閻志認為,畢竟買賣雙方處于供需兩端,對犯罪行為的發(fā)生都具有重要地位,過于寬宥需求端,不利于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行為的發(fā)生。
閻志建議,完善刑法相關規(guī)定,進一步提高對收買被拐賣兒童行為的打擊力度。
“刪除刑法第241條第6款的規(guī)定,制定新的司法解釋對拐賣兒童罪的既遂標準予以明確細化,對于未遂的犯罪行為也應從重處罰,對需求端形成巨大震懾,懲罰和預防此類犯罪行為的發(fā)生。”閻志呼吁,還要完善拐賣兒童犯罪的立案、審理和執(zhí)行程序,細化相關標準和條件,提高立案和審理效率,加大執(zhí)行和威懾力度。
建立救助管理體系
“目前,中國家庭接送孩子上學現(xiàn)象十分普遍,反映出中國人對兒童人身安全非常缺乏安全感。”閻志說,兒童被拐失蹤新聞時有曝出,防范兒童被拐仍然是全國輿論熱點及家長們焦慮的焦點之一。
公安部的“團圓”系統(tǒng)累積超過5.3億人參與到打拐行動中,該系統(tǒng)每條推發(fā)微博信息均在10萬閱讀量上下,最高單條閱讀量甚至達到1028萬。
“群眾對打拐行動的高參與度,側面說明打拐防拐是輿論熱點,同時也折射了人們對兒童人身安全的巨大焦慮。”閻志認為,整體推進對拐賣兒童違法犯罪活動綜合治理,是兜牢法制底線,關愛兒童、依法保護兒童基本人身權利的緊迫要求。
閻志呼吁,通過國家行政手段,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行政性失蹤兒童救助管理系統(tǒng),設立常設專門協(xié)調機構,制定聯(lián)動機制,高效打擊拐賣兒童犯罪,解救尋找失蹤兒童。
“建立全民共防共建的信息預防機制,在全國全面推廣DNA數(shù)據(jù)庫、虹膜數(shù)據(jù)庫、人臉識別數(shù)據(jù)庫等技術應用,提高兒童生物識別率,推動被拐兒童第一時間回歸原家庭。”閻志建議。
此外,閻志還建議進一步理順被拐兒童安置救助途徑,明確社會福利機構或者社會救助機構對無法找到家庭的被拐兒童的安置責任,對沿街乞討、流浪兒童進行完全救助,實現(xiàn)兒童零乞討、零流浪,從嚴從重打擊兒童乞討“產業(yè)鏈”和幕后操縱者。
很多現(xiàn)實表明,被拐賣兒童即便被解救,對受害家庭造成的傷害也難以彌補。而沒有子女的家庭對孩子有著巨大的渴求,這些既需要情感撫慰,也需要系統(tǒng)社會救助。閻志建議,動員教育、社區(qū)、醫(yī)療、行政等資源設立專門機構,對被拐賣兒童及受害家庭提供心理及生理方面的救治;設立兒童安全獎勵基金,引導全民關注及參與救濟。
與此同時,閻志呼吁,加強兒童安全教育,在幼小教育中增加、強化安全教育內容,提高兒童安全防范意識。(記者 劉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