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在合理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等方面做文章，縮小群體間的收入差距”“讓男性公交司機提前退休，以保證其自身健康和廣大乘客安全”“提高建筑業農民工工傷保險待遇”“通過事業留人、待遇留人，讓更多人立足崗位、精益求精，讓中國制造走向世界”……全國兩會進入尾聲，這些來自基層、為基層代言的好聲音令公眾印象深刻。
在本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基層一線的工人、農民代表達468名，占代表總數的15.7%，較上屆提高了2.28個百分點，更多基層情況和聲音自然被帶到全國兩會上。
事實上，無論是在代表委員通道上，還是在團組會議和討論中，基層代表的發言總能引起大家的興趣和關注。他們中有的在為自己的職業群體代言，如建議提高勞動保護水平，增加有毒有害工種津貼補貼，提高鄉村教師各級職稱的指標比例等；有的在為所有勞動者代言，如建議加大技術培訓力度，拓寬成才渠道，提高欠薪的違法成本等；還有的在為所有百姓呼吁，如建議建立醫療大數據為醫療衛生管理決策提供依據，對有條件的醫科院校臨床專業適量擴招緩解兒科“看病難”，通過以獎代補等手段提高各方對水污染治理的積極性……
除了基層代表委員，還有諸多代表委員同樣在關注勞動者的權益、關注民生，并積極建言獻策，既包括了對一些傳統職業、老問題的持續出謀劃策，又包括對網約工、共享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新職業群體、新業態、新趨勢的高瞻遠矚。
梳理近年來的全國兩會不難發現，不少民生問題的解決正是得益于兩會這個聽民意、集民智的平臺，得益于諸多代表委員積極為基層百姓代言，接力推動，一步步促成相關政策、法律的完善。
比如，此前幾年，數十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不斷就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24條存在的問題，在全國兩會上呼吁，還聯名提出建議。今年全國兩會前，該條司法解釋終于在施行13年后得以修正和完善。再比如，近年來的全國兩會上，有關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不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此作出了明確回應。而山西焦煤的董林代表，從2014年起便在全國兩會上呼吁“煤礦井下工人艱苦崗位津貼免征個稅”，今年在山西省終于落實了。
從代表委員扎根基層調研、發現問題，到把基層聲音帶上兩會；從共商國是、建言獻策，到相關制度的建立、難題的化解，最終普惠民生，這是社會治理進程中的良性循環。
這種循環是代表委員積極履職，參與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體現，也是共同把脈民生，致力于提升公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載體，更是提高社會治理效能，推動國家發展進步的重要途徑。
進入新時代，更優質的教育、更實惠的醫療、更滿意的收入、更舒適的住房、更可靠的保障等，都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這些需求在此次兩會代表委員的建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這諸多好聲音應該更高效地轉化為惠民的好政策、好制度，開出繁花、結出碩果。某種角度上說，這也是對相關部門的反應速度、執行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考驗和檢測。
傳遞基層好聲音，傾聽基層好聲音，珍惜基層好聲音，推進社會治理良性循環，無論是兩會代表委員，還是各相關部門，我們都行進在路上，行進在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陽光大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