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來，百姓高度關注“反腐”問題，我國現階段反腐也進入了空前高潮期并實行進一步的推行和探索，中國網“兩會”特別節目《中國正在說》邀請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對現階段的反腐問題進行更深一步的探討。
汪玉凱認為十八大以后的這場反腐，已經超過了經濟領域腐敗本身了。要研究中國腐敗的特征，汪玉凱分析道：
中國的腐敗是從“貪腐”開始，從官員為了謀取經濟利益開始。是從權力腐敗擴散到社會腐敗和政治腐敗，一些官員拉幫結派，結黨營私，輸送利益，已經超出了經濟層面。腐敗的根是從經濟上開始的，從經濟腐敗上升到權力腐敗，以權謀私特別是為家族、親屬謀利，通過這種途徑謀取私利已經發展成為腐敗的主力。貪腐變成了整體之間的相互輸送利益，所以這種權力腐敗發展到政治腐敗和社會腐敗以后，給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的沖擊非常大。讓百姓也感到沒有公平感，沒有正義感了。
其次，目前中國腐敗的特點都是塌方式的腐敗。老百姓對腐敗，一方面是隨著民主政治的不斷提升，容忍度在不斷降低；另一方面因為社會公平公正，權力公開透明這種訴求在不斷上升，如果不進行這場反腐敗的話，公眾和政府的沖突也會不斷升級。所以這場斗爭已經上升到關系黨的生死存亡，關系亡黨亡國的問題了，因此反腐敗斗爭也必須上升到這種高度來看待。
去年一年一共打掉62個省部以上的高官，其中包括4個國家級領導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第一，我國反腐敗還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我國的反腐敗還處在關鍵的坎上；第二，我國的腐敗還是塌方式的、系統性的腐敗。像山西，像石油系統的腐敗這是觸目驚心的，所以這場反腐敗要在更大的，更深層次的經濟、社會、政治格局中來觀察。
汪玉凱從中國現象出發，談到貧富差距，制度分配，公權力來分析政府近年來大力推進反腐敗工作的原因。
首先，整個中國的社會貧富差距比較大，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造成很多人心理上的落差，這是社會不能安定的根源。社會能夠平穩安定，首先利益格局要能大體平衡。不同的人群在社會中作出的貢獻不同，但應該有公平的一桿秤，國家從制度上就要做這樣的安排。過去我們可能過多強調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率先富，這在某些方面是有失誤的。因為政府掌管社會利益分配杠桿，通過稅收、利率等眾多方式可以調劑，如果社會出現很嚴重的貧富差距、兩級分化，這是政府失政的表現。
其次，正因為利益分配不公平不公正，導致利益更多地向三個方面集中：從政府和社會來看，財富更多向政府手中集中，宏觀稅負到35%；從普通行業和壟斷行業來看，財富更多向壟斷行業手中集中；從勞和資來看，財富更多向資方手中集中。如此一來，社會整體利益格局可能被扭曲，所以我們35年改革下來以后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行業差距、地區差距四差距沒有一個被縮小，都被放大了。而且社會成員有一種很大的情緒在里面，這個情緒就是針對公權力受不到有效約束。
第三，司法腐敗和“三灰”（“灰色權利”、“灰色資本”、“灰色暴利”）比較普遍。灰色權利是指根本不需要領導人直接出面，他的地位越高，權力影響力就越大。灰色資本是指灰色資本運作，企業上市、股票、資本并購，一夜之間就有數億計的灰色暴利，這是權力的影響力。更嚴重的腐敗叫買官賣官，就是司法腐敗，司法不能公正司法，一個社會如果吏治出現嚴重腐敗，那么根就爛了。
一個社會利益格局能夠分配的比較合理，包括公務員在內應該有個體面待遇，如果待遇太低確實不利于廉潔。但是我們可以從中國現象看到另外一種現象，不是大多數普通公務員都有能力腐敗，基層公務員根本不能占那么多資源做大腐敗，我們看到大腐敗都是一把手，縣委書記、市委書記、市長、部門的局長、廳長、省委書記等大官，權力越重的人腐敗的越驚天動地。
所以恰恰在這點上，我們的公權力確實沒有得到很好的制度安排。我們有合理優勢，調動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能力很強，但是在一黨制的環境下，我們構建什么樣的制度籠子，管人管錢管事這是很大的問題。所以說運動式的反腐只能解決“不敢腐”的問題，現在發展基本達到了，但是“不能腐”還是很大的考驗。
汪玉凱提出，讓權力在陽光下透明公開，并對根本上遏制腐敗——制度反腐提出思考。
現在我們通過這種治標式反腐，運動式反腐，給我們治本的反腐——制度反腐爭取時間。從今年開始在繼續反腐的同時，我們也思考如何制度反腐，包括構建制度籠子。比如現在很多地方構建三個清單，即“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這就把政府權力清晰化了。
把邊界都搞清了，權力在陽光下透明公開，光是紀委檢察司法監督不夠，關鍵讓老百姓來監督，媒體來監督，這樣監督的數量就大了。任何腐敗都害怕陽光，只要曝光在陽光下，很多腐敗就沒有市場了。在這個階段就是要更加注重制度性反腐，通過制度性反腐敗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制度籠子，才會使人“不能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