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基固本深化改革開放、順勢利導把握戰略機遇期

從中長期的視角出發，在短期穩定經濟的基礎上，需要強基固本深化改革，順勢利導把握先機。在疫情的劇烈沖擊下，有四方面的基礎需要繼續鞏固。

1、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持續釋放制度紅利，鞏固疫前TFP企穩回升的不易成果。

近年來，隨著改革攻堅取得成效，制度紅利開始加速上揚，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FP）出現企穩回升，但是新一輪的改革紅利還沒有完全釋放，尚未承擔起拉動中國經濟常態化增長的重任。如下圖所示，目前新一輪的制度紅利正在加速構建并開始筑底回升，推動TFP有所改善。具體來說，隨著前一輪改革紅利釋放殆盡，TFP增長率從1992-2007年的3.4%逐步回落到2008-2016年的-0.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9.9%回落至-4.7%，但是，隨著新一輪改革紅利釋放，TFP增長率企穩回升，從2016年的-0.5%回升至0.8%和1.3%，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7.3%回升至11.0%和19.5%。其中一個表現是，營商環境改善持續，創業創新熱情高漲，微觀主體活力增強。2019年，全國新登記市場主體2377萬戶，日均新登記企業2萬戶，活躍度達70%，年末市場主體總數達1.2億戶。

圖72中國TFP增長率及其增長貢獻率變化趨勢

但是，目前TFP的改善幅度仍難以主導經濟高質量發展和承擔起拉動經濟常態化增長的重任，深化改革調整的任務依然艱巨。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劇烈短期沖擊下，嚴格的疫情防控舉措以及規模性疫后刺激政策都可能對中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求生產率產生不利影響，使得近年來改革攻堅所取得效率提升效應出現明顯的下滑。因此，在經濟復蘇全面完成后，必須以構建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為目標，加快推出新一輪改革開放，激發市場經濟活力。特別是細化和落實上半年出臺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兩個綱領性改革文件的具體實施方案，開啟新一輪以推動形成國內市場大循環為導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我們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與體制性問題，持續釋放制度紅利，鞏固疫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企穩回升的不易成果。

2、生產能力未受破壞、工業企業資產負債表整體穩固，需要繼續鞏固我國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分工和貿易優勢地位，即中國獨一無二的綜合優勢基礎。

近年來，中國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強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性。疫情沖擊下，中國工業經濟的韌性得到了充分展現，金融市場保持穩定的一個重要基礎就在于資產負債表穩固、沒有出現明顯惡化。但是疫情的影響還在持續，在寬信用政策的刺激作用下，債務風險也將持續累積，需要加強防范金融風險，繼續增強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性。其中的關鍵在于，新增加的債務能夠傳導至實體經濟、形成有效資產，避免脫實向虛。

圖73疫情沖擊下中國企業資產負債表保持穩健

在此基礎上，需要繼續鞏固中國在當前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分工和貿易優勢地位，它來源于中國獨一無二的綜合優勢基礎。既有全球供應鏈體系的形成及其運行機制，并不是單個國家遵循自身利益自大化的邏輯構成，而是全球多數國家的經濟利益和發展動力需求長時間的互動博弈決定的，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共同利益需求的自然演變結果，并不是由單個國家的自私自利政治訴求可以隨意決定或改變的。中國能夠成為此輪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世界低端工廠”的核心平臺，本質上是由中國所具備的獨一無二優勢的綜合優勢匯集而成，是全球多數國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共同選擇結果。中國具備的獨一無二優勢具體表現在：一是中國在很多制造業部門的產業鏈、產品鏈體系中，形成了相對齊全的國內生產制造體系。而且，中國由國內眾多的產業集群或企業集群演變而來的產業鏈集群，使得中國產業鏈、產品鏈集群和綜合配套能力方面的優勢全球獨一無二。隨意搬遷的跨國企業必然會造成自身配套環節的產業鏈、產品鏈斷裂現象，或者極大地增加物流成本，或者增加生產成本。二是雖然中國勞動力工資水平一直處于持續上漲態勢，已經高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工資水平，但是，從工作工資收入和工作效率性價比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勞動力綜合素質和綜合成本優勢全球領先，再疊加相對具有勞動流動性較為寬松的用工習慣制度和對簡單工作所具有的持續忍耐力等因素的情形下，勞動力綜合優勢仍然全球獨一無二。三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發展中國家甚至部分發達國家相比，具有相對領先優勢，利于制造業部門物流成本的持續降低和全區域、全領域布局。而且，中國已經在新基礎設施方面特別是數字經濟等方面集中加速發力，不僅不會降低中國基礎設施的全球領先優勢，還會擴大中國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領先優勢。四是全球新冠疫情極大地沖擊和削弱了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試圖將部分制造業環節遷回或回流到本國或其他國家的能力。全球新冠疫情幾乎對全球所有國家所有企業的市場銷售和盈利能力造成負面沖擊，而搬遷企業會需要企業重新進行大量投資，在全球新冠疫情沖擊下多數企業已經喪失了短期內實施大規模投資的激勵動力和能力，而且，對率先進入經濟復蘇階段的中國市場的依賴性會進一步強化。五是中國持續擴張的市場消費需求成為吸引眾多國家企業投資的重要場所。最為關鍵的是，在未來15年之內中國的人均GDP實現再翻一番發展目標，中國的消費市場規模也會再擴一倍，到時中國必然是全球獨一無二的最大消費市場。拋棄了中國消費市場，就可能意味著拋棄了全球市場，企業就會失去了利用市場規模經濟來實現巨額創新研發投入和市場回報之間互動機制的核心支撐。事實上，從如今的在華外國企業的經營行為來看，70%的產品是銷售到中國本土市場，而30%的產品才是滿足出口市場，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行為由此可見一斑。綜合而言，繼續鞏固中國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的綜合優勢，就能夠經得起美國針對中國發起的全面戰略競爭、技術封鎖和科技創新遏制行為的較長時期的博弈對陣。

3、傳統產業接受洗禮、前沿產業逆勢增長，在穩健復蘇的繼續上，需要謀求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中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新技術新產業發展的新機會，培育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

疫情沖擊下，中國傳統產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轉型升級的內在需求提升，特別是在生存壓力的驅動下，許多產業和市場主體尋求與新技術、新平臺的合作，改進生產效率、擴大銷售渠道、降低運行成本，“互聯網+”模式、“直播帶貨”模式、“共享員工”模式等新模式、新業態興起，開始真正融入傳統產業和中小微企業的日常經營之中。這些由疫情危機所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新嘗試，并不會隨著疫情結束而全部退出舞臺，而可能作為傳統產業受到的一場“洗禮”，未來長久發揮作用，提升企業市場活力和經濟增長潛力。

同時，疫情沖擊下特別是疫后修復期，中國高技術產業生產保持較快增長，新興產品高速增長。5月份，高技術制造業同比增長8.9%，連續3個月保持高于疫情前的增長水平；1-5月份累計同比增長3.1%，比1-4月份加快2.6個百分點。5月份，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增長10.8%，專用設備制造業增長16.4%，汽車制造業增長12.2%，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12.9%。

圖74中國高技術產業增加值逆勢增長

從投資情況看，相比總體固定資產投資的負增長，高技術產業投資逆勢增長。前5個月，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9%，比全部投資增速高8.2個百分點；其中，高技術制造業投資增長2.7%，比全部制造業投資高17.5個百分點；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增長0.5%，比全部服務業投資增速高4.4個百分點。部分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投資實現較高速度增長，1-4月份累計，生物藥品制品制造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投資分別增長18.3%、15.4%；科技成果轉化服務業、電子商務服務業、專業技術服務業投資分別增長28.0%、25.6%、12.5%。

圖75高技術產業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由負轉正

從未來發展的角度，需要謀求當前和未來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中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新技術新產業發展的新機會。中國在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體系中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尚未得到徹底培育和構建，使得中國在當前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中處于被“卡脖子”式的技術封鎖和遏制地位，對中國供應鏈、產業鏈、創新鏈體系安全策略造成短期內的重大沖擊和風險。依據我們的長期觀察和研究發現，當前制約中國國家產業鏈安全的35項“卡脖子式”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既表現在中國傳統制造業部門，也表現在中國的高技術產業部門，更是體現在中國的戰略新興產業部門，同時，深刻定著中國在未來新一輪即將破繭而出的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前沿優勢和領先位置。然而，導致中國在這些當前和未來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中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自主能力不足的因素，既在于中國國家層面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持續性高強度投入不足，也在于企業層面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持續性高強度投入動力嚴重缺失，既在于產學研深度融合的體制機制障礙長期并未到徹底解決，也在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科技創新機制體制頑疾尚未有效扭轉，既在于微觀企業從事長周期的巨額研發投入的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動力和能力嚴重不足，也在于中國尚未形成激勵企業唯一依靠自主創新能力提升來謀求市場競爭優勢和盈利能力的外部制度環境。因此，在全面推進綜合性機制體制改革的前提下，僅僅就中國當前和未來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中的“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全面突破角度而言，就蘊含著大量的新技術、新產業發展機會，蘊藏著巨額的國家和企業層面的創新研發投入機會。這也是中國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方向，更是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基礎所在。

在此基礎上，謀求發展與中國迅速擴張和升級的國內高端需求市場相互支撐的全球有影響力的本土高技術跨國企業。華為企業的崛起以及美國針對華為企業的打壓，深刻揭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規律是，一國所擁有的具有前沿創新領先能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國企業數量多少，既決定了該國在當前和未來重點產業鏈和戰略新興產業的全球化供應鏈體系中的控制能力和利益博弈能力，也決定著一國的未來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領先地位。需要關注的基本事實是，一國能否擁有眾多數量的具有全球領先能力和壟斷優勢的本土高技術跨國企業，既與一國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方面的持續性高強度投入密切相關，更與企業層面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方面的持續性高強度投入直接相關。事實上，如今的全球高科技跨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優勢，越來越向創新鏈前段的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自主能力延伸，只有企業在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領域進行持續的高強度的研發投入，才能真正獲得和維持自身的全球核心競爭力。因此，從主動影響乃至創造對外開放新格局的角度來看，保障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最優手段是采取“以攻為守”謀略，主動培育和發展出具有真正市場導向的本土高技術跨國企業，進而深度參與和能夠影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分工體系和利益分配格局。而且，隨著中國國內需求市場規模的迅速擴張，不依靠國外市場而僅僅憑借中國國內規模相對龐大的高端需求市場容量，中國就可以培育和發展出本土高技術跨國企業，形成中國獨特的企業高強度研發投入和依靠本土高端市場獲得創新回報補償之間的國內良性循環機制，從而實現依靠“國內循環機制”再到“全球供應鏈循環機制”的相對低難度轉換。因此，今后一段時期中國新技術新產業新動能的主要載體之一，就是必然培育和發展出一批具有全球有影響力的本土高技術跨國企業，這決定中國今后在全球化視角下謀求新動能的成敗。

4、規模優勢更加凸顯、需求增長潛力巨大，未來需要重塑經濟增長格局、打破模式依賴桎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發展提升以我為主的國內市場大循環。

在海外疫情加速蔓延和國際經貿形勢嚴峻復雜的情況下，面對全球供應鏈體系收縮現象，超大規模國內市場是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的壓艙石，也是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改變的根本保障。2020年5月19日，世界銀行發布了2017年輪國際比較項目（ICP）最終結果，按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我國2017年GDP為19.6萬億美元，比當年匯率法GDP高7.5萬億美元，位居世界（176個經濟體）第1位，比美國略高0.5%，占世界經濟總量119.5萬億美元的16.4%，占亞太區的50.8%。同時，我國2017年人均GDP為14150美元，位居世界第90位（匯率法下為第79位），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5.3%，美國的23.6%。2017年以來，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2019年GDP規模達到近100萬億元人民幣的規模，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進一步凸顯，這既是中國應對疫情沖擊的基礎所在，也是未來創新發展的立足點。2019年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中國上榜企業數量達到129家，超過美國（121家）和日本（52家），首次位居世界第一，具有標志性意義。不過，500強企業排行榜是按照銷售收入的規模來排名的，從盈利指標來看，中國企業從做大到做強還有進步空間。2019年上榜的中國企業平均銷售收益率為5.3%，平均凈資產收益率是9.9%，分別低于全球平均的6.6%和12.1%。

從中期視角看，在全球新冠疫情爆發和蔓延的巨大沖擊和西方發達國家民粹主義催生的貿易保護主義激化的雙重背景下，中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依仗和依賴的全球貿易體系正在處于一個根本性的收縮、調整和重構的戰略過渡期，需要適度轉向內需驅動為主的內生型經濟發展模式。基于長期的深入調研和思考發現，一旦某個企業習慣于滿足國外消費市場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就一定會形成對出口的依賴式發展模式，想要轉型為滿足國內消費市場的內需導向發展模式，幾乎難以實現。微觀企業如此，國家也是如此，一旦某個國家形成了出口導向式或出口依賴型的發展模式，就有可能難以轉向內需驅動式的發展模式。而我們恰恰認為，出口導向式或出口依賴型的發展模式，由于必然會受到發達國家的出口鎖定效應和利潤壓榨效應，只能支撐出口國家特別是出口大國從低收入國家發展為中等收入國家，而難以支撐國家從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為高收入國家。而且，發達國家愈發采用“出口換市場開放”策略，強迫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的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打開本國高端市場，利用發達國家產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面長期積累起來的信譽，占據發展中國家的高端市場需求，切斷了發展中國家利用本土消費者市場需求規模來培育和發展本土高技術跨國企業的內部循環機制，迫使發展中國家陷入到“本土企業處于出口低端環節、本國高端市場被國外高端產品占據”的扭曲型發展模式，進而使得出口依賴型的發展中國家難以轉向內需驅動型的發展模式。然而，全球新冠疫情和中美戰略競爭對全球既有的供應鏈體系造成的短期收縮效應，在全球經濟今后一段時期內處于大停滯，全球貿易規模今后一段時期內處于大收縮和大衰退的特定情形下，中國出口處于一個特定的停滯乃至逐步收縮階段，在外部激勵約束下，需要中國經濟和企業更好地謀劃和實現內需驅動型和自主創新驅動型的內生性增長模式。

謀求在中國重點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支撐下，所蘊含的新基建、新消費、新業態、新產業的龐大發展機會。就中央制定的2035年相比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來看，這就意味著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費也會翻一番，屆時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將達到歷史上的最為龐大規模，中國將形成全球規模最大的高端消費市場，由此全面進入內需驅動型的增長模式。在此過程中，中國的消費結構必將發生本質性地變化，涌現出各種形態的新消費模式。在高端消費規模快速擴張、消費結構優化升級和新消費結構逐步凸顯的綜合作用和引導下，既可以為中國的各種新基建提供必要的支撐性發展空間，特別是在基礎研究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為主的新基建方面所蘊含的極大投資機會提供有力支撐，也為各種形態的新業態、新產業的培育和發展提供極為重要的本土市場支撐空間，從而真正在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和相互支撐的新格局下，促使中國逐步形成以新基建、新消費、新業態、新產業為發展特色的新動能。因此，基于如此的基本邏輯認識，從2020年開始，中國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必須將實施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放在經濟發展戰略舉措的基礎性地位，要從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和再次分配格局的全面改革入手，將創造包容絕大多數國民收入持續增長的新型企業制度和金融體制，作為要素市場改革的重點目標，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建設的核心任務。

執筆人：劉曉光、劉元春、閆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