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珺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教授

當前，深入理解《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以下簡稱《指引》）是落實黨中央和國務院決策部署的重要前提。下面就此談四點認識。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政府與企業是經濟發展中具有不同功能、又相互作用的兩個主體。企業提供市場交易的商品和服務，但企業的任何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市場環境。作為公共品的市場環境，政府是主要的提供者。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正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當時工業企業數量十分有限，且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行政性分權，我國開啟了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我國相繼推出分稅制改革和其他一系列市場化改革措施，從而強化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動機。這種區域競爭模式成為我國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同時也引致了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比如，在企業尚未充分成長的發展初期，一些地方政府干脆直接進入市場，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處于供給短缺的賣方市場時，一些地方政府會爭項目和爭資源。進入買方市場后，一些地方又會為保護本地市場而限制外部產品流入等。

隨著企業成長和經濟發展，這種模式的不適應性越來越明顯地顯露出來。比如，一些大企業跨地區資產整合和重組、產業鏈上下游跨地區布局和產學研跨地區合作等都越來越需要地方協調。再比如，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帶來的地方之間產業同構，一方面導致企業難以獲得規模收益和地區之間的產業分工難以深化，另一方面重復建設又造成了資源浪費。比如，各地區為引資而競相攀比政策優惠力度，導致逐底競爭、“肥水外流”等情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常態下，通過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克服地方競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此適應新發展要求，正變得日益迫切。

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點是降低要素流動的交易成本

與40多年前的基本區別之一是今天的企業規模與密度大幅度增加。截至2024年11月，我國實有登記注冊的經營主體和企業數量分別是1.89億家和6086.7萬戶，相當于不到8個人就有1個經營主體，不到24個人就有1家企業。這樣的市場經營主體和企業密度都超過了中等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世界500強中國企業數量從2012年的79家增至2023年的142家。隨著市場主體和企業大幅度增加，特別是大企業快速成長，跨地區配置資源和生產布局的需求快速擴張，這就需要大幅度降低產品、資源和要素流動成本，以實現企業收益和消費者剩余的最大化。

降低流動成本涉及運輸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三方面。近年來，我國道路、交通和通信網絡等公共設施硬件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日益縮小。一方面，交通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如道路、交通、高速公路、高鐵和地鐵等發展迅速。另一方面，5G已融入80個國民經濟大類，“5G+工業互聯網”覆蓋41個工業大類，城市發展千兆光網向鄉村和偏遠地區擴大網絡覆蓋，部分通信設施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在硬件設施大幅度改善下，面向消費者的線上產品市場和電商平臺得到了快速發展，從農產品、日常工業用品和耐用消費品等網上交易加快形成了全國產品市場網絡。

但是，受要素專用性、非標準化特質及區域性規則差異（涵蓋資本、土地、人力、技術、數據等因素）的雙重制約，要素流動還遠不能像產品在網上交易一樣絲滑。因此，連通數據、對接規則，消除各類人為的隱性制約，進而打通要素自由流動的堵點和卡點，這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以國際上通用的社會物流總費用與 GDP的比率指標為例，2024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為14.1%，而發達國家普遍在8%—9%之間。降低整個社會物流成本的空間在哪里？雖然道路、交通、通信等硬件基礎設施仍存在提質升級的改進空間，但跨地區、跨部門的系統性協同作為“軟件設施”建設，正成為降低物流成本的新突破口。這種制度性協同通過減少區域壁壘和行政分割，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產生的交易成本，從而形成更具可持續性的降本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這里所說的交易成本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經營者之間交易發生的成本，如詢價、談判、協商和合約簽訂后的執行、監管和違約風險等。二是由體制和政策引起的交易成本，即制度性交易成本。

目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成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點任務。一方面，它是經營者之間交易活動中發生成本的基礎。例如跨地區產權糾紛，可能會因司法程序差異導致企業維權成本懸殊。另一方面，隨著交通、信息等硬件設施提升，制度性壁壘矛盾也可能更加明顯。主要表現為跨區域經營中的重復審批、招標采購中的地域性排他條款，以及隨意罰款等隱性成本。正如《指引》中明確提出，各地區、各部門不得在招標投標和政府采購中違法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專利、商標、品牌、零部件、原產地、供應商，違法設定與招標采購項目具體特點和實際需要不相匹配的資格、技術、商務條件，違法限定投標人所在地、組織形式、所有制形式，或者設定其他不合理的條件以排斥、限制經營者參與投標采購活動。由此來看，破除這些非市場化障礙，是提升全國市場運行效率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要重塑地方政府作用的機制

經過了十多年以優化營商環境為重點的行政管理體制與辦事流程改革，各省市在企業注冊、繳費和注銷以及產權登記和保護等方面取得了明顯進展，我國營商環境在全球排位從2013年第96位升至2022年第31位。通過持續的營商環境優化，各省市在辦事效率、流程簡化和服務標準等方面逐步趨同?！吨敢诽岢隽恕拔褰y一”和“一破除”，這意味著營商環境規則與政策等進一步走向標準化。這些標準的確立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的標志。當各地區營商環境規則與政策趨同時，是否意味著地方政府作為的空間縮小了？我以為，這是地方政府作為的底層機制發生了變化。這里所說的底層機制，是指過去地方政府在區域競爭中通過提供顯性或隱性補貼等優惠政策，以此吸引外部資源來促進本地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規范地方招商引資法規制度，嚴禁違法違規給予政策優惠行為?！吨敢返慕ㄔO導向明確了不允許各地區再以這種攀比方式展開競爭。在地方政府追求本地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的目標導向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地方競爭是存在的，只是各地區為增長而競爭的手段要轉移到為本地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高質量技術、專業和商務等公共服務上來。比如，制定壯大新興產業、布局未來產業和提升傳統產業等規劃，設立創新發展基金，建設共性技術服務平臺，加大基礎性創新投入和制定激勵創新政策等。通過完善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設施配套能力和公共服務質量，以增強招商引資吸引力。在這種情況下，哪里率先形成優質共性技術服務平臺、創新成果產業化配套和服務能力以及支撐體系，哪里就會有更多的創新要素流入和創新企業集聚。

發揮粵港澳大灣區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中的先行探索作用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既要推動地區之間規則與標準在五個方面的統一，又要對接國際通行的市場規則。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全國對外開放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在高水平制度型開放框架下具有探索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先行優勢。其特有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制度架構，構成了國內其他區域市場一體化進程所不具備的獨特基礎。這種特殊性決定了粵港澳大灣區的市場一體化建設呈現雙重維度：一方面需實現珠三角九市之間的規則標準統一，另一方面要完成與港澳地區制度體系的深度銜接。較之單純處理境內區域差異的市場整合，粵港澳大灣區既要破解跨制度體系的制度壁壘，又要統籌內外規則的協同創新，實質上承載著國內市場統一與國際規則對接的雙重使命。

事實上，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實施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在“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地”，有效銜接政務服務、投資貿易、市場準入、資質認證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這些探索對于推進高水平開放制度下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當前，我國既全面對標國際高標準的經貿規則，進一步推動高水平制度開放，又積極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而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一同推進的粵港澳大灣區，在規則、標準和相互認證等方面的持續深化和擴展，無疑都具有重要的先行探索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