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危機加劇以及跨大西洋關系動蕩等一系列因素影響下，歐洲政治近年來出現一個頗為明顯的變化或趨勢，即邊緣國家對歐盟的影響力快速上升。這里的“邊緣國家”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既指歐盟內部相對于法德等西歐核心國家的一些成員國，也指歐盟外部試圖“入盟”的候選國。

歐盟是一個仍在發展中的組織，自成立以來已經歷多輪擴員。歐盟的前身歐共體只有德法意等6個成員國，也就是說，當時在其周邊就有大量邊緣國家，如南歐的希臘等國、北歐的瑞典等國以及中東歐的波蘭等國。長期以來，歐盟與邊緣國家基本上是一種單向關系，即歐盟向邊緣國家提要求，邊緣國家為了能“入盟”而接受歐盟的法律和規則，向歐盟內外政策靠攏。擴員進程被視為歐盟推廣價值觀、影響周邊國家的重要工具。與此同時，邊緣國家在加入歐盟后影響力往往相對有限，在歐盟內外政策中主要處于接受者地位。但近年來，這一單向關系正在發生變化，邊緣國家對歐盟內外政策的影響力開始凸顯，特別是在烏克蘭危機、難民問題以及歐盟戰略走向等方面。

一是推動歐盟強硬對俄。歐盟對俄政策長期以來由德法主導，德法對俄理性務實態度使得歐俄關系雖然起起伏伏，但總體能夠維持一種較為穩定的狀態。北歐的俄羅斯近鄰芬蘭、瑞典、丹麥等國以及中東歐的波蘭、波羅的海三國加入歐盟后，歐俄關系摩擦和紛爭增多，雙方圍繞“中間地帶”國家烏克蘭、格魯吉亞等的影響力爭奪隨之加劇。德法雖然仍能基本掌控歐盟對俄政策，但北歐及中東歐一些邊緣國家的因素開始上升。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德法因為歐盟過去“失敗”的對俄政策遭到指責，對俄強硬的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則“翻身”占據“政治正確”高點，一步步地推動歐盟執行更為強硬的對俄政策。

二是推動歐盟在難民問題上更為激進。如果說處在歐盟邊緣的北歐和中東歐國家更關注烏克蘭危機，南部邊緣國家則更關注難民問題，因為這些國家往往是中東、非洲、南亞難民進入歐洲的第一站。歐盟2015年曾經歷一次大規模的難民危機，這給歐盟帶來從政治到社會等多個層面的創傷，刺激了極右翼民粹主義發展，加劇了族群矛盾。時至今日，難民問題依然是歐盟面臨的頭等大事之一。2023年，通過非正常途徑進入歐洲的難民人數超過35萬人，為2016年以來最高紀錄。其中，通過西非路線和中地中海路線進入歐洲的人數都有大幅增加。新一輪巴以沖突又制造了更多難民和地區動蕩，給歐盟帶來更大難民壓力。

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作為難民進入歐洲的前沿，長期以來呼吁歐盟加大投入幫助它們應對難民問題，但都沒能得到足夠支援。近些年來歐盟整體右轉，希臘、意大利等國也日益采取更加強硬、激進的難民政策，包括在阿爾巴尼亞、土耳其、突尼斯等國設立或計劃設立難民處理中心。這些政策雖因人權問題遭到包括一些國際組織在內的批評和反對，但也開始上升為歐盟層面的難民政策。

三是推動歐盟進一步倒向美國。歐盟內部一些邊緣國家特別是北歐和中東歐個別國家，不太熱衷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作為“大西洋派”，它們對于歐洲戰略自主疑慮較大，擔心因此疏遠美國。因為歷史和現實因素，這些國家往往更加仇俄懼俄，要求美國和北約在本國派駐更多軍隊。瑞典、芬蘭放棄中立國地位加入北約；挪威、冰島、瑞典、芬蘭、丹麥以及波羅的海三國均與美國簽署防務協定，核心內容中都包括為美軍部署提供便利。這些國家認為德法和歐盟無法為它們提供安全保障，歐洲安全只能依賴美國及其主導的北約。這也就是為什么近兩年來，歐盟實現戰略自主的緊迫性前所未有，法德等大國以及歐洲有識之士為此大聲疾呼，但追求戰略自主在歐盟內部始終無法成為一個普遍共識。在一些歐盟國家看來，維護跨大西洋關系“團結”更為重要。

除了歐盟內部的邊緣國家，歐盟之外的烏克蘭、格魯吉亞、摩爾多瓦、阿爾巴尼亞、土耳其等國構成另外一個層面的“邊緣國家”。這些國家均為歐盟候選國，原本處于從屬地位，需要滿足條件才有可能加入歐盟。但在地緣政治急劇變化的大背景下，這些國家越來越多地利用歐盟的地緣政治需求來施加影響，進而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說，這些國家也在更多地“反向影響”歐盟。

總的來看，兩種意義上的邊緣國家對歐盟影響增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背景是國際變局下歐盟地緣政治的變化，以及烏克蘭危機下歐盟內部力量格局的調整，特別是與法德近年來實力相對下滑密切相關。從趨向上看，歐盟“去中心化”進程還將繼續發展，“法德軸心”逐漸失去對歐盟戰略走向的掌控，數量多、聲音大的邊緣國家影響力還會進一步凸顯。這種影響對歐盟究竟是積極還是消極、正面還是負面，還將引發歐盟內外更多的關注和探討。（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