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眾議院11日通過2025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這項總額高達8950億美元的法案預計將于下周在參議院進行審議，獲通過后即可送交總統拜登簽署成法。新財年的國防開支要批下來了，美國防部的軍費舊賬卻還沒算清楚。據美媒報道，因無法對8240多億美元的預算進行全面報賬，美國防部今年再次沒能通過年度審計。也就是說，自2018年首次被要求履行接受審計的法律義務以來，五角大樓至今還未通過任何一次審計，連一些美國議員都說美國防部“應該感到汗顏”。美國企業家埃隆·馬斯克和前共和黨總統競選人拉馬斯瓦米已經公布下屆政府“政府效率部”改革美國聯邦政府的計劃，其中包括大規模裁減聯邦機構、削減相關補貼等。加之2024年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等其他消息“加持”，有關華盛頓未來是否會將加大財務審計、提高行政效率等措施的覆蓋面延伸到美國軍費支出，引發越來越多關注。

二戰結束至今近80年來，美國聯邦政府行政權力不斷擴張，部門機構隨之疊床架屋、嚴重膨脹，同時也日漸陷入效率低下的怪圈：一方面，節節攀升的財政赤字意味著來自美國納稅人的大量資金被消耗，“國債鐘”上與日俱增的數字致使聯邦政府不止一次停擺；另一方面，聯邦政府治理效率并未與財政支出形成“正相關性”，無論醫改方案的推進還是“再工業化”戰略部署，都在國內被批低效。

政府效率改革在美國歷史上并非沒有先例，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某種“任務體制”的當代版本。無論二戰時為將民用工業生產能力轉化為軍工實力而設立的“戰時生產局”，還是“斯普特尼克”時刻后為應對蘇聯航天軍工產業挑戰而成立的“國防先進研究計劃署”（DARPA）等，都具有破解美國聯邦政府運行效率問題的“任務體制”特征。如果這是如今美國聯邦政府效率以及財政支出改革呼聲再起的“歷史背景”，那么這個邏輯繼續往后延伸，就將不可避免地導向美國軍費支出問題。

2024財年美國國防預算已經高達8860億美元，要把這樣一筆巨款花出去，除了滿足美軍國內各部門、各領域開銷以及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和駐軍需求，作為一種“軍事經濟”現象，受到金融資本主義“脫實向虛”大環境影響的“軍工復合體”，免不了也要借助各種手段做平自己的賬目，以維持收支平衡表和資產負債表的“體面”。美國布朗大學“戰爭成本”研究項目統計了2001年到2021年美軍在阿富汗戰爭期間軍事開支的總體情況。研究顯示，美軍在此期間共花費了2.261萬億美元，而上世紀美軍在越南戰爭20年間也才一共花費了1410億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相當于今天的1.073萬億美元。這意味著同樣是20年，駐阿美軍的花銷比越戰美軍翻了一倍。而在這2.261萬億美元開銷中，戰爭借款利息支出占比高達23.4％，其“金融化”程度可見一斑。

顯然，這樣一筆堪稱天量且嚴重缺乏監管的資金，對于美國“軍工復合體”的軍工企業以及“資本獵手”而言是絕好的套利對象，何況手握收支大權的軍方也愿為軍工企業或資本“分肥”提供便利。對于這種現象，從2013年“棱鏡門”到維基解密事件，相關信息披露早已有之。美國國內媒體上也有不少關于美軍假賬丑聞的揭露，美國軍費“跑冒滴漏”的分利操作不勝枚舉。比如2018年至2022年間，美軍F－35戰機的一家主承包商“丟失”了總價值高達8500萬美元的零部件。這些“意外丟失”的軍火配件，被廣泛質疑都變成美鈔飛進了“華盛頓沼澤”一個個“大鱷”的口袋當中。

除了財務審計問題，美國國防和軍事部門的治理效率問題也在美國國內飽受批評，美軍基地每年爆出的自殺、性騷擾、虐待犯罪此起彼伏，患有嚴重心理疾病的美軍士兵與日俱增，美軍治理問題自本世紀以來一直困擾著聯邦政府。

如果說軍工復合體是“華盛頓沼澤”的淵藪，那么啟動政府效率改革以抽干沼澤的嘗試，無論如何都意味著激烈“斗爭”的出現。把財務審計和機構裁撤的大棒揮向美軍這個眾所周知的封閉壁壘，難度甚至危險程度可想而知。（作者分別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教授、博士研究生）